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旨撰。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第二部。此书诠释七例：“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与《钦定周官义疏》同。分经文四十卷，冠以《纲领》、《释宫》各一卷不入卷数，《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总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大致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参核诸家以补正其错乱疏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异同，均用郑注。分章节则多以朱熹《仪礼经传统解》为主，并与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敖继公《仪礼集说》相互参校；《经》、《记》文之顺序，以古文为主，不用割附之说；《释宫》用朱熹点定、李如圭的《仪礼释宫》；《礼器》用聂崇义《三礼图》；《礼节》用杨复《仪礼图》，并一一刊其错误，拾其疏漏。《仪礼义疏》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举数百年度阁之类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得以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颇为中肯。《钦定仪礼义疏》总结了清以前几百年间学者研究《仪礼》之成就，功劳巨大。版本有内府刊本、外省翻本、乾隆间《四库全书荟要》本。
10.8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敕撰，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据雷熔《方苞行状》载为方苞撰，沈廷芳为方苞传亦略同。方苞生平见《周官集注》。《钦定周官义疏》为清政府钦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汉儒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玄所注，称《周官礼》，至唐贾公彦作疏开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清儒认为《周礼》并非本名，故在钦定时仍用《周官》。《钦定周官义疏》对汉至清之《周礼》研究进行广泛挖掘，并作了概括性总结，内容精赅详实。书首冠以《御制日知答》，对钦定此书予以说明。《御制日知答》中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正义，直诂经义，确无疑的；二、辨正，后儒驳正，准确无疑的；三、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的；四、余论，虽非正确而依附经义，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的；五、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或已被驳正，而持此论者多，未敢偏废；六、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被接受，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的；七、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并认为《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混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主张说《周官》者以汉郑玄《周礼注》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缺，亦不可没其长，颇为公正和客观。郑康成以下说礼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说礼者，阐义理，各执一说，所见皆偏，《钦定周礼义疏》粗精并贯，本末兼赅，博徵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实为集汉学宋学之成。版本有：内府刊本、浙江刊本、清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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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卷。是编为康熙帝讲晏旧稿，未及成帙，乾隆元年，始诏令儒臣排纂颁行。康熙有言：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诚以礼者，范身之是而兴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类纷纶，莫可纪极，圣人起而整齐之法，于天则，于地顺，于人达，于时协，于鬼神斟酌损益，以定其品节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恶劳之心，而予以从善弃恶之道。康熙帝以为《礼》、《乐》之纲有三历，日有三千，大者在冠、昏、丧、登、朝、聘、射、案之规，小者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之节，循之则君臣上下赖以序，夫妇内外赖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娅赖以顺。而反之则尊卑易位，等杀无章，家未有能齐，而国未有能治者。故曰：动容中礼而无德备矣，治定制礼而五道成矣。其推演经文，发挥畅达，而大旨归于谨小慎微，自敬德以纳民于轨物，《解义》之敷陈虽出于众手，而推衍详明，阐释本于旧稿，于经国之方颇有训戒。有内府刊本。
46.33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此书是胡兰成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1974年他受聘为中国文学学院终身教授，开门授课，其向来高谈汉文明或中国文明，此书即是他为授课而准备的一本书，记录了他在中国文化学院期间的思想精华。其书全面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优越性，究天人之际，穷东西之辩，提出华学一词，将中国文明上升到与科学、哲学这两大世界学科并立的高度。其中见解深得唐君毅、卜少夫等人推崇。
8.58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二百六十二卷,清秦蕙田(1702－1764)撰。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进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立朝三十年，刚介自守。其学以穷经为主，不居讲学之名。能通经文，好治《易》及音韵，历数之学，尤精三礼。认为儒者不能“舍经以谈道，离经以求学”，以经术笃行，知名国内。着作除《五礼通考》外，还有《五礼通考序录》、《观象授时》、《味经斋类稿》。古有五礼，始见于《周礼·大宗伯》，即吉、凶、军、宾、嘉；又有宗伯掌五礼之说。秦蕙田《五礼通考》是关于古代礼制的一部总结性着作。此书仿清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博及吉、凶、宾、军、嘉五礼，分七十五类，网罗众说，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朝会，冠、婚、宾、祭、宫室、器用等，是以经证经；于历代诸儒注疏，则取相矛盾的互为参证；对唐宋以来名家考论发明之事义，则取百家之说相端审。书中将《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以天文推前，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一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属，然周代六官，总名为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含本博，故秦蕙田此书略显博杂。《五礼通考》体大思精，囊括万有，考证经史，原原本本，经纬分明，实为五礼之类典。有论者认为秦蕙田《五礼通考》能竟朱熹未竟之志。此说颇有道理。版本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味经窝刊本。[改]
53.8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二十卷。傅逊(生卒年不详)撰。傅逊字士凯，太仓(今属江苏省)人，明代经学家。少从师于文学家归有光，科举失意，晚年以岁贡授建昌训导。傅氏着述，除此外，还有《左传注解辨误》。此书之作，发端于其友王执礼，而由傅逊续成。其体例则仿袁枢纪事本末体，改编年为属事，分国纪事。有周、伯、鲁、晋、齐、宋、卫、郑、秦、楚、吴楚、楚吴、越诸国，目下又有子目。如周之下子目有：“桓王伐郑”、“子克、子颓、子带之乱”、“王臣之争”、“定灵昏齐”、“刘康公败茅戎”、“景王让晋”、“王臣丧亡”、“子朝之乱”、“王朝交鲁”九条。子目之内容则按年编次《左传》之纪事。每年后多有评议，兼发义理与训诂，于杜注每多商榷。如其《凡例》称，“杜于晋朝元皇后丧，议太子应既葬除服，故凡传中丧制皆曲为强解以信其说。先儒谓其巧饰经传以附人情，今注中悉为厘正，”傅氏尚撰有《左传注解辨误》，专门驳正杜预注解，然大抵臆说者多，其中有价值之部分，则被顾炎武收入其《左传杜解补正》一书入中。此书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现存万历十三年日殖斋自刻、十七年重修本。
5.4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一卷。清沈彤撰。此书专以订正杜注孔疏以及赵汸、顾炎武诸人补正杜注所出现之错误。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年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兵谓人也。”沈氏以为此处兵应指兵器，并引刘炫之说以驳孔疏“谓兵器则嫌上下重叠”之说。又顾炎武谓“执兵者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沈氏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淆上”，以驳顾说，认为“此等应谷据文意为断”。沈氏精于三礼之学，因有大量篇幅辨析古代礼制及名物典章。此书采用了不少惠栋搜集之资料，其论证方式则重在罗列文献证据，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多从文献之排比互证中获得，以小学考辨处较少。此书之成就亦远不及惠栋《左传补注》。现存《果堂集》本，阮刻《经解》本。
0.78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18.56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10.1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崔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着日以为详，着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着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着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着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着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着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发”，自成一家，但其“过泥”、“偏驳”乃至荒诞之处自所难免。现存有宋刻本，《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
3.4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九卷。王元杰(生卒不详)撰。王元杰字子英，吴江(今属江苏省)人，元代经学家。家世业儒，至正间领乡荐，以兵兴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此书辑程颐、朱子论《春秋》之言分缀经文之下，又节录胡安国《春秋传》以尽其意。王氏之说则列于三家之后，称之“谳”。干文传、寿道《序》称此书乃是放求朱熹《周易本义》、《诗传训辞》、《礼经制度》、《四书集注》、《集义》、《语录》宗旨，“凡释经引证之言，师友讲明之论，其有发明《春秋》之旨者，具载本经，证以胡氏释辞”，花了近二十年功夫而成。此书虽以程、朱、胡为主，但于程、胡之说尚有歧异，而于朱熹则无一异词，叶梦得有《春秋谳》一书，王氏可能未见，故书名与之相同。但议论则不及叶氏之精。此书虽唯朱熹是从，但亦多调和之论。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胡安国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且云本之程颐。朱熹对胡氏此说曾加以驳斥，而王氏《谳》主胡氏之说，又以朱熹之语委曲以证之，殊为不类。此书原十二卷，后脱佚后三卷。现存万卷楼抄本。
2.2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六卷。徐学谟(1522－1593)撰。徐学谟字叔明，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明代文学家、经学家、史学家。嘉靖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徐氏平生着述，除自此外，还有《世庙识余录》、《万历湖广总志》、《春明稿》、《徐氏海隅集》、《归有园稿》。此书即其《海隅集》中之一种。以鲁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只按《春秋》年月随经诠义。徐氏认为，《春秋》是依据鲁史旧文而写定的，如果鲁史有阙，孔子也不能增益。如隐、庄、闵、僖四公不书即位，桓公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陈人从伐郑不书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皆非孔子所笔削。反对《公羊》、《穀梁》无字非例之说及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据其《自序》称，此书是裒辑三传及苍宁、杨士勋、何休、孔颖达诸家疏解与胡安国《春秋传》，“略其正变之例，抉其有无疑似之文，只采其说之不诡于理者以符会孔氏‘窃取’之意”汇集而成。徐氏说“理”，常求其平正符合于常情，而力避诡异之说，对《胡传》或取或舍。如桓公三年春正月不书王，驳胡氏“桓无王”之说，认为“皆史之阙”；桓公三年冬《经》“有年”，《胡传》本《公羊》义，以为“桓不当有年而书有年为变异”，徐氏认为，“有年”有关民命，而与君道无关。现存明《徐氏海隅集》刻本。
1.6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卷。陈厚耀撰。杜预作《春秋长历》，陈氏认为杜书疏失过多，固作此书以补杜氏《长历》。此书共有四部分。一是《集证》，备引《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之《律历志》以及《左传》孔疏、赵汸《春秋属辞》、徐圃臣《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中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杜注孔疏所无，亦不见《永乐大典》；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为《唐书·律历志》所无，皆为珍贵资料。二是《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算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先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作成年表，以求历元。陈氏发现，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差别主要在岁首确立之月份不同，而年月日之规定与划分却基本一致，皆是一年日，一月29日，十九年置七闰，同为古四分历。据此推得鲁所使用之周历，以冬至为正月朔日。陈氏按四分法列出年月日，为鲁国十二公排出一清晰之年表。三是《历编》，依据杜预《长历》之佚文，列出《长历》所推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四是《历存》，依据其对古历之考证定出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与杜说两相对照。陈氏推得鲁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与杜氏《长历》所推算之辛巳朔相差一月。杜氏以经传干支排列推算，得出隐公元年之前一年失一闰之结论，陈氏认为杜氏所推与《春秋》经传之干支及日食不合，考证隐元年之前一年非失一闰，而是多一闰，因而退一月，定隐公元年庚戌朔。杜预《长历》所使用之方法是以干支排列，比较原始，而陈氏精通历法，又能参考前人之研究成绩，故所推较杜氏精密，不仅能补杜氏之阙失，亦能正其讹舛。陈氏此书所使用的考据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其后研究《春秋》历法之学者，如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罗士琳《春秋朔闰异同》、王韬《春秋历学三种》、盛百二《春秋日食考》等皆受其影响。现存《续经解》本，孔氏微波榭刻本。
10.02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三十七卷。明湛若水撰。陆氏认为，《春秋》乃“鲁史之文而列国之报”，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属同一性质。所以治《春秋》者，“不必泥之于经，而考之于事；不必凿之于文，而求之于心。大其心以观之，事得而后圣之心，《春秋》之义可得”。可惜的是，“鲁史之文世远而久湮，左氏之传事实而未纯，其余皆多臆说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传多相沿袭于义例之蔽，而不知义例非圣人立也，《公》、《穀》穿凿之厉阶也。”因此湛氏乃取诸家之说以厘正之，其书取名“正传”，意即正诸传之谬。其体例是先例经文，再以“正传曰”释义，然后引诸儒三传之说，最后以己意折衷断之，与刘敞《春秋权衡》一书之体例很相近。此书卷首有《正朔月数论》，认为“春王正月为周之春月，但《经》强调王字，可知尚有原因，盖夏商之余民各因其故俗，而列国或各建正朔以自异，容或有不同者。”其说颇近情理。现存明嘉靖刻本、清乾隆二十四年湛氏刻本。
11.71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二卷。杨于庭(生卒不详)撰。杨于庭字道行，全椒(今属安徽省)人，明代经学家，诗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职方郎中。除此书外，有《杨道行集》。此书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而作。丘应和《序》称，杨氏“于六籍靡所不窥，读《春秋》，间不满胡氏说，辄置疑焉，汇而成帙，以质四方。”杨氏认为，胡安国《春秋传》于《春秋》大义，合者十之七，不合者十之三；其采用或驳斥《左传》、《公羊》、《穀梁》，也有不当之处。《胡传》之失，主要有于“议论务异而责人近苛”。杨氏指出，《胡传》“有剿《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为叔服、公孙会自出奔之类是也；亦有自为之说而失之者，卒诸侯别于内而以为不与其为诸侯，滕自降称而朝桓得贬之类是也”。此书之驳《胡传》穿凿附会之论多深切其弊。如卷一《春王正月》(上中下)驳胡氏“夏时冠周月”；隐元年驳胡氏以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于王等等，皆有根据。此书虽以驳《胡传》为主，但自发议论者不少，如卷二桓公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但云：“隐世翚再帅师，不曰公子，此曰公子翚者何也”“翚为桓弑隐，故《春秋》以此为桓公之公子翚耳。”又此书攻驳胡氏穿凿，然杨氏之论其穿凿处更不下胡传，所述《春秋》之义，亦皆臆说。现存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
3.0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四卷。宋叶时撰。叶时生卒年不详，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熙十一年间(1184)进士。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任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号文康。《礼经会元》以概括《周礼》而立论，共一百篇。除第一篇总序泛论《礼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佚外，其发挥经义实为九十七篇。其中《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附以图，由于刊本错乱，“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为“乐舞”之图，“祭乐”之图移于前幅。《礼经会元》体例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略同，议论多互相矛盾，从内容上看，《太平经国》所论庞杂，《礼经会元》则无此疵。叶时受当时疑古风影响，极力驳贬前儒而立己说，如“注疏”一篇，认为刘歆诬《周礼》，基本承先儒旧论；“补亡”一篇，认为《冬官》散见五官，与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相同；至于认为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是多余的，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则无根据；又驳难郑玄所注深害《周礼》，诋其不该用纬书注《周礼》以及用《国语》注“分野”等，则过于偏颇。其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则显与时事不合。然总体而论，叶时的《礼经会元》对《周礼》概括基本准确，较为可取，《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是后世研究者研究《周礼》的一部有价值参考书。《礼经会元》版本有：元刊本，藏于南京图书馆；明嘉靖萧梅林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元至正杭州路儒学刊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元至正藤花榭刊本；汪氏丛刊本；陆有元刊本；明初黑口本；陆子全书本；明复刊元至正本；洞庭席氏刊本；清许元准刊本；乾隆桐柏山房刻本；乾隆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1.8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六卷。目录一卷。元齐履谦(1263－1329)撰。齐履谦字伯恒，大名(今属河北)人，元代经学家、天文学家。齐氏幼通算术，自星历生累迁授时郎、秋官正。泰定中曾以太史院史奉使宣抚江西福建，所以罢免贪官污吏四百余人。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大学四传小注》、《中庸章句读解》、《论语言仁通旨》、《书传详说》、《易本说》、《二至晷景考》、《经串演撰八法》等书。此书是齐氏任国子司业时所作。齐氏认为，“春秋”原是古者史记的通称，而今《春秋》一书，则是孔子“以同会异，以一统万之书”，是孔子合鲁、周、宋、齐、晋、卫、蔡、陈、郑、曹、秦、薛、杞、滕、莒、邾、许、宿、楚、吴二十国史记而作。但是，自三传专言褒贬，于诸国分合及《春秋》之所以为《春秋》都未有及之者，所以作此书，以备诸家之缺。全书共二十二篇，首列鲁周(所谓“内鲁尊周”)，其余各国则各以五等之爵为次，而因楚吴僭王号，故列之于最后，最后所附两篇则是诸小国与诸亡国。于各国下先叙大势与其排比之意，题曰“某国春秋统纪”。其后则排比经文，附以议论。现存元延璠七年刻本、汲古阁本、《通志堂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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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张自超撰。张自超字彝叹，高淳(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张自超之研究经史，期于躬行实践，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后授经讲学，文行日着，未仕而卒。此书以朱熹谓《春秋》据事直书为旨。张氏认为，《春秋》寓有褒贬，但不是孔子有意为褒贬，孔子只是“据其事直书之。其事是则其辞若褒，其是非则其辞若贬；其事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则其辞若以褒为贬，若以贬为褒”。他又说：“夫子笔削鲁史，直书于册，而罪之大小俱着，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非以笔削见，褒贬以是非见，‘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他逐条驳斥诸儒以《春秋》书、不书、书人书名书字、书国书族书氏、书即位不书即位、侵伐会盟、崩薨卒葬等为褒贬之说，切中古代冶《春秋》者之通弊。惟认为《春秋》寓褒贬于事中，仍未跳出旧说之窠臼。由于张氏反对《公羊》、《穀梁》褒贬之说，故虽认为“《左氏》之浮夸，不可全信”，但仍主张“读《春秋》不得不考事于《左氏》”。此书虽以宗朱为名，但亦稍有违从，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现存世耕堂刻本、光绪七年刻本，《榕村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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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总例一卷。元吴澄撰。此书仿陆淳《春秋纂例》之体例，采摭诸家之言，各附于经，而间以己意论断。首为《总例》七篇，其“天道”、“人纪”二例为吴氏所首创，其余“吉”、“凶”、“军”、“宾”、“嘉”五例，则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雷同。七例共八十八目。其《自序》云：“凡《春秋》之例，礼失者书，出于礼则入于法，故曰刑书也。”此书之体例虽近似张大亨《五礼例宗》，而其说经则近似苏轼与朱熹，认为《春秋》本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反对支离破碎、刻巧变诈之说，其说以《左传》为主。如桓公三年春正月，吴氏以为阙文，反对前儒“桓无王明天讨不加”之说。此书初刻于元，现存田元刻大字本、《四库》系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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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卷。清江永(1681－1762)撰。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未完成之作，后人续修亦未完成。江永广摘博讨群经，以《周礼》原秩列纲目，为《礼书纲目》，自称“欲完成朱熹未竟之志，成《礼》、《乐》之完书。”此书仿《仪礼经传通解》体例，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并多能补其所未及。《礼书纲目》不随意立异，如《士冠礼》履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仪礼经传通解》移置经文陈服节末，江永则沿用《周礼》原说，不故意诘难。又如《仪礼经传通解》割裂《士冠礼》，江永则仍用记文，不用《通解》尤为详慎。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相比，《礼书纲目》逻辑性强，内容更为详实，仪例较密，是研究礼学价值颇高的着作。版本有清熹庆十五年(1801)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黄氏试馆刊本，婺源刊本。[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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