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清李光地撰。此书诠释《尚书》，仅及《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七篇，似为未竟之作。此书说解重在义理与考据，于文字训诂则不作烦琐求证，书中颇见新义，如于《尧典》论中星岁差，《舜典》论盖天、浑天、十有二州及诗歌声律，《禹贡》论潜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即巢湖，潴野非地名，等等，其说皆言之有据，可为研究《尚书》者参考。唯书中不以《大禹谟》篇为伪作，似有未妥。收入《四库全书》、《李文贞公全集》、《榕村全书》(题为《尚书七篇解义》)。
2.69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七卷。清朱鹤龄(1606－1683)撰。鹤龄字长孺，号愚庵，江苏吴江人。清代经学家。明末诸生，明亡弃去。与顾炎武友善，长于笺疏之学。所着除《尚书埤传》之外，尚有《毛诗通义》、《禹贡长笺》、《读左日抄》、《春秋集说》、《易广义略》、《愚庵小集》及《杜工部、李义山诗注》等。此书前有《考异》一卷，主要辨析《尚书》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笃信孔传为真，所见未免固陋。正文十五卷，博引曲证，取舍多为得体，持论亦较为公允。此书阐发义理，不废考订训诂，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于《尚书》学尚属有功。现存版本有清康熙濠上草堂刻本，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4.0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二十卷。北宋蔡卞撰。蔡卞(约1048－约1117)字元度，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县)人。蔡京弟，王安石婿。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官至观文殿学士。卒赠太傅，谥文正。《毛诗名物解》有《释天》二卷，《释百谷》、《释草》、《释木》各一卷，《释鸟》三卷，《释兽》、《释虫》各二卷，《释鱼》、《释马》、《杂释》各一卷，《杂解》五卷，总十一类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自王安石《新义》及《字说》行，而宋之士风一变。其为名物训诂之学者，仅卞与陆佃二家。佃，安石客；卞，安石婿也。故佃作《埤雅》，卞作此书，大旨皆以《字说》为宗。陈振孙称卞书议论穿凿，征引琐碎，无裨于经义，诋之甚力。盖佃虽学术本安石，而力沮新法，龂龂异议，君子犹或取之；卞则倾斜奸，犯天下之公恶。因其人以及其书，群相排斥，亦自取也。然其书虽王氏之学，而征引发明，亦有出于孔颖达《正义》、陆玑《草木虫鱼疏》外者。寸有所长，不以人废言也。且以邢昺之佥邪，而《尔雅疏》列在学官，则卞书亦安得竟弃乎。”案是书《书录解题》、《通考》、《宋志》俱载之，陈、马两家俱作《诗学名物解》，盖字之误也。其书虽颇琐碎穿凿，然能贯穿经义，会通物理，颇有思致。且其所征引，亦多出于陆孔二疏者，亦足据以为证也。有《通志堂经解》本。
4.56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佚名编。(宋)李樗、(宋) 黄櫄撰,(宋) 吕祖谦释音 李樗,字若林,闽县人。尝领乡贡。著《毛诗详解三十六卷》。黄櫄,字实夫,龙溪人,淳熙中以舍选入对,升进士两科。调南剑州教授,终宣教郎。著《诗解二十卷》、《总论一卷》。《毛诗集解四十二卷》集李樗、黄櫄两家诗解为一编,而附以李泳所订吕祖谦释音。泳,字深卿,始末未详,与樗、櫄皆闽人,此书有可能为建阳书肆所合编。樗为林之奇外兄,又为吕本中门人,其学问具有渊源。其书博取诸家,训释名物文义,末用己意为论断。櫄解体例也同。似乎相继而作,而稍稍补其缺漏。不相攻击,互相符合。如论诗序,樗取苏辙之说,以为毛公作而卫宏绩。櫄则用王安石等之说,以为非圣人不能作。所见迥然不同。櫄学虽少亚于樗,而其说实足以相辅。编此书者,惟音释取吕祖谦,而训释之文则置《读诗记》而取樗、櫄。此书今见《通志堂经解·诗》康熙本、同治本;《四库全书·经部诗类》;《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
8.6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二十一卷,清顾栋高著。此书成于乾隆壬申年(1752年)。序文、案语都称臣,可能是进呈皇帝的著述。分二十一类,在《序》中叙及自得的内容:如于《释地理》类,提出邶、鄘、卫是三个地名,而不是三个国家的名称;于《释山》类,提出“崧高维岳”是吴岳,而不是五岳的中岳;于《释水》类,提出《吉日》里的漆沮,不是《緜诗》、《周颂·潜》中的漆沮;于《释时令》类,提出刘公早以建子(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于《释祭祀》类,提出褅飨明堂是周公首创;于《释官职》类,提出司徒、司空、司马之设立皆在《周官》之前;于《释兵器》类,提出古代兵士的甲都是皮革所作;于《释宫室》类,提出《君子阴阳》是伶官所著,而非妇女所作;于《释草》类,提出麻有两种;于《释鸟》类,知桑扈也有两种;于《释马》类,提出《卫风》的、《鲁颂》的牧马,都是用来准备战争用的,《司马法》的“马牛车乘俱出于民”,是王莽伪托之文,所言多出于前人所说,如邶、鄘、卫为三地名说出自顾炎武:《崧高》“维岳”为吴岳之说出自阎若琢;漆沮之说出自许谦;公刘建子之说出自毛亨;古甲用革之说出自陈祥道;麻有两种之说出自蔡卞;桑扈两种之说出自陆佃等。但此书博采众说严谨, 不以名物训诂炫博,而以阐发经义为重。
5.6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二卷,宋林岊著。林岊在嘉定年间为全州郡守九年,曾重建清湘书院,与学生讲学其间。此书即门人根据他讲论《毛诗》语言的记录成册。此书简括笺疏,依文训释,取裁毛公、郑玄之说,而折衷异同于其间。虽书中取材不出古人范围,但具融会贯通,无枝言曲说之病。《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及《文渊阁书目》著录此书,皆作五卷。自明代以来,此书久无传本。朱彝尊《经义考》因而以为已佚亡。今存本系从《永乐大典》各韵所载,按次第汇辑而成。《永乐大典》原本所佚的部分,则缺略没法补辑。因篇帙较多,而分为十二卷。其书著作之时,废《诗序》之说正盛,林岊却能发扬毛公《小序》之说,故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称许。
2.6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注释书。西汉毛公撰。《诗经》传至西汉,分为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毛诗为古文,《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29卷,《毛诗故训传》30卷,然但称“毛公之学”,不著其名,今人一般认为作《故训传》者为鲁人毛亨(称“大毛公”),毛亨授赵人毛苌(称“小毛公”)。四家诗中,毛诗最为晚出,势力也最小,自东汉末郑玄为之作笺,始大行于世,以后三家诗渐次亡佚,毛诗遂成为《诗经》之唯一传本。《毛诗故训传》是目前所存最早的传注体训诂书, “‘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文, ‘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清毛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毛诗训诂传名义考》),“诂训”亦即“故训”,用来释字词,“传”则用来通诗义。全书以“故训”即解释字义为主,行文简约,大量采用直训即“某,某也”的形式,然而多是随文立训,所注均为句中使用义,或以大类名释小类名,或以小类名释大类名,或以今字释古字,或以通行字释非通行字,等等。故同一个字可能用不同的字来解释,而不同的字也可能用相同的字来解释。其他术语,有“某犹某也”、“某亦某也”、“某谓之某”、“某某为某”、“某某曰某”、“某言某某”、“某,某属”、“某,某貌”、“某,辞也”、“某,叹辞”、“某,某也,一曰某也”等,训释词与被训释词在词义上通常并不是完全的对等关系,而只限于本篇本句中的使用义。在“传”的方面,毛公不但解释句义、章旨、篇旨,也解释创作手法,标明“兴”体,还常介绍诗之背景材料。毛公的训诂体例和术语并非都是自己独创,而是渊源有自,继承发展了前代学者的成就(今人可以从《国语》、《左传》、《礼记》等书中考见其承袭之轨迹),把前人分散的诂训体例和术语汇于一书中,形成了完整严密的体系,奠定了传注体训诂学的基础。今通行者为《十三经注疏》本,又有宋刻单行本二部,藏北京图书馆。清段玉裁有《毛诗故训传定本》30卷,亦可参看。
5.16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二卷。三国吴陆玑撰。陆玑字元恪，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仕吴为太子中庶子、乌程令。《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俱着录，皆谓三国吴陆玑撰。然明北监本《诗正义》所引作陆机，明毛晋《津逮秘书》所刻援陈振孙之言，题曰唐陆机，皆误矣。《崇文总目》云：“世或以‘玑’为‘机’，非也，机本不治《诗》，今应以‘玑’为正。”今本二卷，关于今本性质，诸家说法不一：有谓为缀拾之本者，清焦循曰：“陆疏太约，为后人缀拾之本。吕东莱所引陆疏言《毛诗》授受与此大异，知缀拾者未见《读诗记》也。”有谓今本即陆氏原本者，清丁晏曰：“《初学记》‘烛类’引陆士衡《毛诗草木疏》，唐人已误为“机”，幸有《释文》爵里甚明。今所传二卷即玑之原书，后人疑为缀拾之本，非也。以《尔雅》邢疏、《齐民要术》、《太平御览》所引证之，仍以此疏为详。疏引刘歆、张奂诸说皆古义之仅存者。间为遗文，后人传写佚脱耳。下篇叙四学源流，至为赅洽，毛公名亨，得此疏而始备。惟其去古未远，是以述古能详，尤信其为原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今本乃后人所辑，曰：“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大抵从《诗本义》中录出。”《郑堂读书记》亦谓“元恪原书久佚，此本多从《诗正义》中采辑成编，然以《诗正义》核之，搜摭尚多遗漏，迄今诸家传写不免有所窜乱，又非欧公撰《崇文目》时所见之本矣。”《四库提要》及《郑堂读书记》所言当是，今本乃后人所辑之本；然此书保存了诸多有关《毛诗》的名物训诂，还是很有价值的。《四库提要》曰：“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遥，传疑弥甚。玑去古未远，所言犹不甚失真，《诗正义》全用其说。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其驳正诸家，亦多以玑说为据。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今本凡草之类四十八、木之类三十一、鸟之类二十二、兽之类七、鱼之类八、虫之类十六；计六类一百三十二则。后有鲁、齐、韩、毛四诗授受源流四则，与《汉书·儒林传》相表里。是书有《续百川学海》本、《汉魏丛书》本、《唐宋丛书》本、《古经解汇函》本等。
0.6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四卷。清惠士奇(1672－1741)撰。惠士奇字天牧、仲儒，晚号半农居士，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间进士，康、雍、乾间历仕。早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经学。任广东学正，倡导经学，除着《礼说》外，还有《易说》、《诗说》、《半农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红豆斋时术录》、《南中集》、《采莩集》、《半农先生集》。《礼说》是惠士奇考证辨析《周礼》所涉名物制度的着作。《礼说》不载《周礼》经文，只标举所有考据辩驳者，各为其说，依经文次序编之。惠士奇鉴于西汉郑玄注《周礼》不免汉制，因而反对用清代的音字进行推求，主张考求原委。《礼说》将古音古字分别疏通，援引诸史百家之说。证明周制，参证郑玄《周礼注》所引汉制，皆旁引经文，持论有实证。实为治《周礼》之力作。《礼说》版本有红豆斋原刊本、清嘉庆年间上海彭氏校刊本、阮刻经解本。
17.55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二卷。总例一卷。元吴澄撰。此书仿陆淳《春秋纂例》之体例，采摭诸家之言，各附于经，而间以己意论断。首为《总例》七篇，其“天道”、“人纪”二例为吴氏所首创，其余“吉”、“凶”、“军”、“宾”、“嘉”五例，则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雷同。七例共八十八目。其《自序》云：“凡《春秋》之例，礼失者书，出于礼则入于法，故曰刑书也。”此书之体例虽近似张大亨《五礼例宗》，而其说经则近似苏轼与朱熹，认为《春秋》本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反对支离破碎、刻巧变诈之说，其说以《左传》为主。如桓公三年春正月，吴氏以为阙文，反对前儒“桓无王明天讨不加”之说。此书初刻于元，现存田元刻大字本、《四库》系抄本。
4.2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二卷。张自超撰。张自超字彝叹，高淳(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张自超之研究经史，期于躬行实践，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后授经讲学，文行日着，未仕而卒。此书以朱熹谓《春秋》据事直书为旨。张氏认为，《春秋》寓有褒贬，但不是孔子有意为褒贬，孔子只是“据其事直书之。其事是则其辞若褒，其是非则其辞若贬；其事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则其辞若以褒为贬，若以贬为褒”。他又说：“夫子笔削鲁史，直书于册，而罪之大小俱着，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非以笔削见，褒贬以是非见，‘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他逐条驳斥诸儒以《春秋》书、不书、书人书名书字、书国书族书氏、书即位不书即位、侵伐会盟、崩薨卒葬等为褒贬之说，切中古代冶《春秋》者之通弊。惟认为《春秋》寓褒贬于事中，仍未跳出旧说之窠臼。由于张氏反对《公羊》、《穀梁》褒贬之说，故虽认为“《左氏》之浮夸，不可全信”，但仍主张“读《春秋》不得不考事于《左氏》”。此书虽以宗朱为名，但亦稍有违从，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现存世耕堂刻本、光绪七年刻本，《榕村全书》本。
2.8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六卷。目录一卷。元齐履谦(1263－1329)撰。齐履谦字伯恒，大名(今属河北)人，元代经学家、天文学家。齐氏幼通算术，自星历生累迁授时郎、秋官正。泰定中曾以太史院史奉使宣抚江西福建，所以罢免贪官污吏四百余人。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大学四传小注》、《中庸章句读解》、《论语言仁通旨》、《书传详说》、《易本说》、《二至晷景考》、《经串演撰八法》等书。此书是齐氏任国子司业时所作。齐氏认为，“春秋”原是古者史记的通称，而今《春秋》一书，则是孔子“以同会异，以一统万之书”，是孔子合鲁、周、宋、齐、晋、卫、蔡、陈、郑、曹、秦、薛、杞、滕、莒、邾、许、宿、楚、吴二十国史记而作。但是，自三传专言褒贬，于诸国分合及《春秋》之所以为《春秋》都未有及之者，所以作此书，以备诸家之缺。全书共二十二篇，首列鲁周(所谓“内鲁尊周”)，其余各国则各以五等之爵为次，而因楚吴僭王号，故列之于最后，最后所附两篇则是诸小国与诸亡国。于各国下先叙大势与其排比之意，题曰“某国春秋统纪”。其后则排比经文，附以议论。现存元延璠七年刻本、汲古阁本、《通志堂经解》本。
2.0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四卷。宋叶时撰。叶时生卒年不详，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熙十一年间(1184)进士。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任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号文康。《礼经会元》以概括《周礼》而立论，共一百篇。除第一篇总序泛论《礼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佚外，其发挥经义实为九十七篇。其中《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附以图，由于刊本错乱，“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为“乐舞”之图，“祭乐”之图移于前幅。《礼经会元》体例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略同，议论多互相矛盾，从内容上看，《太平经国》所论庞杂，《礼经会元》则无此疵。叶时受当时疑古风影响，极力驳贬前儒而立己说，如“注疏”一篇，认为刘歆诬《周礼》，基本承先儒旧论；“补亡”一篇，认为《冬官》散见五官，与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相同；至于认为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是多余的，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则无根据；又驳难郑玄所注深害《周礼》，诋其不该用纬书注《周礼》以及用《国语》注“分野”等，则过于偏颇。其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则显与时事不合。然总体而论，叶时的《礼经会元》对《周礼》概括基本准确，较为可取，《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是后世研究者研究《周礼》的一部有价值参考书。《礼经会元》版本有：元刊本，藏于南京图书馆；明嘉靖萧梅林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元至正杭州路儒学刊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元至正藤花榭刊本；汪氏丛刊本；陆有元刊本；明初黑口本；陆子全书本；明复刊元至正本；洞庭席氏刊本；清许元准刊本；乾隆桐柏山房刻本；乾隆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1.8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二卷。杨于庭(生卒不详)撰。杨于庭字道行，全椒(今属安徽省)人，明代经学家，诗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职方郎中。除此书外，有《杨道行集》。此书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而作。丘应和《序》称，杨氏“于六籍靡所不窥，读《春秋》，间不满胡氏说，辄置疑焉，汇而成帙，以质四方。”杨氏认为，胡安国《春秋传》于《春秋》大义，合者十之七，不合者十之三；其采用或驳斥《左传》、《公羊》、《穀梁》，也有不当之处。《胡传》之失，主要有于“议论务异而责人近苛”。杨氏指出，《胡传》“有剿《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为叔服、公孙会自出奔之类是也；亦有自为之说而失之者，卒诸侯别于内而以为不与其为诸侯，滕自降称而朝桓得贬之类是也”。此书之驳《胡传》穿凿附会之论多深切其弊。如卷一《春王正月》(上中下)驳胡氏“夏时冠周月”；隐元年驳胡氏以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于王等等，皆有根据。此书虽以驳《胡传》为主，但自发议论者不少，如卷二桓公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但云：“隐世翚再帅师，不曰公子，此曰公子翚者何也”“翚为桓弑隐，故《春秋》以此为桓公之公子翚耳。”又此书攻驳胡氏穿凿，然杨氏之论其穿凿处更不下胡传，所述《春秋》之义，亦皆臆说。现存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
3.0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三十七卷。明湛若水撰。陆氏认为，《春秋》乃“鲁史之文而列国之报”，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属同一性质。所以治《春秋》者，“不必泥之于经，而考之于事；不必凿之于文，而求之于心。大其心以观之，事得而后圣之心，《春秋》之义可得”。可惜的是，“鲁史之文世远而久湮，左氏之传事实而未纯，其余皆多臆说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传多相沿袭于义例之蔽，而不知义例非圣人立也，《公》、《穀》穿凿之厉阶也。”因此湛氏乃取诸家之说以厘正之，其书取名“正传”，意即正诸传之谬。其体例是先例经文，再以“正传曰”释义，然后引诸儒三传之说，最后以己意折衷断之，与刘敞《春秋权衡》一书之体例很相近。此书卷首有《正朔月数论》，认为“春王正月为周之春月，但《经》强调王字，可知尚有原因，盖夏商之余民各因其故俗，而列国或各建正朔以自异，容或有不同者。”其说颇近情理。现存明嘉靖刻本、清乾隆二十四年湛氏刻本。
11.71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卷。陈厚耀撰。杜预作《春秋长历》，陈氏认为杜书疏失过多，固作此书以补杜氏《长历》。此书共有四部分。一是《集证》，备引《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之《律历志》以及《左传》孔疏、赵汸《春秋属辞》、徐圃臣《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中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杜注孔疏所无，亦不见《永乐大典》；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为《唐书·律历志》所无，皆为珍贵资料。二是《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算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先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作成年表，以求历元。陈氏发现，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差别主要在岁首确立之月份不同，而年月日之规定与划分却基本一致，皆是一年日，一月29日，十九年置七闰，同为古四分历。据此推得鲁所使用之周历，以冬至为正月朔日。陈氏按四分法列出年月日，为鲁国十二公排出一清晰之年表。三是《历编》，依据杜预《长历》之佚文，列出《长历》所推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四是《历存》，依据其对古历之考证定出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与杜说两相对照。陈氏推得鲁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与杜氏《长历》所推算之辛巳朔相差一月。杜氏以经传干支排列推算，得出隐公元年之前一年失一闰之结论，陈氏认为杜氏所推与《春秋》经传之干支及日食不合，考证隐元年之前一年非失一闰，而是多一闰，因而退一月，定隐公元年庚戌朔。杜预《长历》所使用之方法是以干支排列，比较原始，而陈氏精通历法，又能参考前人之研究成绩，故所推较杜氏精密，不仅能补杜氏之阙失，亦能正其讹舛。陈氏此书所使用的考据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其后研究《春秋》历法之学者，如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罗士琳《春秋朔闰异同》、王韬《春秋历学三种》、盛百二《春秋日食考》等皆受其影响。现存《续经解》本，孔氏微波榭刻本。
10.02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六卷。徐学谟(1522－1593)撰。徐学谟字叔明，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明代文学家、经学家、史学家。嘉靖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徐氏平生着述，除自此外，还有《世庙识余录》、《万历湖广总志》、《春明稿》、《徐氏海隅集》、《归有园稿》。此书即其《海隅集》中之一种。以鲁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只按《春秋》年月随经诠义。徐氏认为，《春秋》是依据鲁史旧文而写定的，如果鲁史有阙，孔子也不能增益。如隐、庄、闵、僖四公不书即位，桓公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陈人从伐郑不书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皆非孔子所笔削。反对《公羊》、《穀梁》无字非例之说及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据其《自序》称，此书是裒辑三传及苍宁、杨士勋、何休、孔颖达诸家疏解与胡安国《春秋传》，“略其正变之例，抉其有无疑似之文，只采其说之不诡于理者以符会孔氏‘窃取’之意”汇集而成。徐氏说“理”，常求其平正符合于常情，而力避诡异之说，对《胡传》或取或舍。如桓公三年春正月不书王，驳胡氏“桓无王”之说，认为“皆史之阙”；桓公三年冬《经》“有年”，《胡传》本《公羊》义，以为“桓不当有年而书有年为变异”，徐氏认为，“有年”有关民命，而与君道无关。现存明《徐氏海隅集》刻本。
1.6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九卷。王元杰(生卒不详)撰。王元杰字子英，吴江(今属江苏省)人，元代经学家。家世业儒，至正间领乡荐，以兵兴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此书辑程颐、朱子论《春秋》之言分缀经文之下，又节录胡安国《春秋传》以尽其意。王氏之说则列于三家之后，称之“谳”。干文传、寿道《序》称此书乃是放求朱熹《周易本义》、《诗传训辞》、《礼经制度》、《四书集注》、《集义》、《语录》宗旨，“凡释经引证之言，师友讲明之论，其有发明《春秋》之旨者，具载本经，证以胡氏释辞”，花了近二十年功夫而成。此书虽以程、朱、胡为主，但于程、胡之说尚有歧异，而于朱熹则无一异词，叶梦得有《春秋谳》一书，王氏可能未见，故书名与之相同。但议论则不及叶氏之精。此书虽唯朱熹是从，但亦多调和之论。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胡安国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且云本之程颐。朱熹对胡氏此说曾加以驳斥，而王氏《谳》主胡氏之说，又以朱熹之语委曲以证之，殊为不类。此书原十二卷，后脱佚后三卷。现存万卷楼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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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着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着书者三十余年。崔氏着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着日以为详，着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着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着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着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着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着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发”，自成一家，但其“过泥”、“偏驳”乃至荒诞之处自所难免。现存有宋刻本，《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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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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