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不同于时下“选出而叙述之”、“以西解中”的主流范式，谢著既立足于中国思想学术史固有脉络，又融贯西学原理，深具“中国效度”与“哲学效度”。此“谢无量范式”（Xie Wuliang's Paradigm）所开辟的“以中化 西”之中国传统思想现代化道路，为我们当下思考中国哲学如何返本开新，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中国哲学史校注》旨在为学界谢著研究提供精校精勘之善本，主要工作，是对谢著全文之校勘、注解。 1．校勘：以谢著1916年初版为底本，以1927年八版、1967年台一版、1976年台四版、《谢无量文集》第二卷等四种谢著版本为对校本。 2. 注解分两类：其一，对谢著所有引文，皆注明出处。引文所据文献，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十三经清人注疏》、《二十四史》、《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理学丛书》等传统基本原典为主。其二，凡订正谢著之讹脱倒衍、考辨异文、存疑、考证者，皆出注说明。
15.20 万字 | 2025-03-30 22:32更新
本书集钱穆先生几十年来阅读《论语》心得之大成。所选文章既有根据钱穆先生20世纪50-60年代在新亚书院讲课记录而成的文章，也有钱穆先生发表在港台学术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阐述了阅读《论语》之意义、朱子如何阅读《论语》、今人应如何阅读《论语》，如何看待古人对《论语》的不同理解及其出发点，以及钱穆先生对古人阅读《论语》之评点和他本人对《论语》的认识过程。
9.48 万字 | 2025-03-30 22:32更新
全书分为鬼谷先生事略、鬼谷子真伪考和鬼谷子新注三部分。俞棪研读《鬼谷子》十几年，略有心得就记于笔记，在《鬼谷子新注》当中，做到了溯流求源、举一反三，通过同时代其他学派的对比，去伪存真，探求鬼谷子的真义和原意。在版本校订上，则运用古韵进行校正，使鬼谷子的文义豁然开朗。在学术方法上，首次将《鬼谷子》与西方文化做对映及解构的工作，具有一笔开乾坤之风范。《鬼谷子新注》影响深远，被称为“近代鬼谷子研究之集大成者”。
2.60 万字 | 2025-03-30 22:32更新
《大学中庸今注今释》由我国近现代著名出版教育家王云五先生主编，《大学》详细地归纳了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讲述了儒家安身立命的原则和方法。相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所作。《大学》、《中庸》是中国古典珍品之一，它们是《礼记》中的二篇。《中庸》论述的也是修身养性之道，然而它侧重于与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谓“中庸”，即考虑问题时内心要中正，称之为“执中”；在具体处理问题时方法又要灵活多变，称之“行权”。《大学》、《中庸》的言论与思想，涉及到人的自身修养，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等多方面内容，对于今人来说，还是具有普遍的教育和启发意义。本书特将《大学》、《中庸》合而为一，并配以注释，以飨广大读者。
0.80 万字 | 2025-03-30 22:32更新
清毛奇龄(1623—1716)撰。五卷。奇龄有《西河全集》已著录。针对当时盛传托名干子贡、申培之《诗传》、《诗说》而作。明嘉靖年间,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不为《毛诗》所束缚,自出新义,往往发旧注所不曾发。但因世人盲目崇拜圣人、名人,恐其说不为文人、学士所接受,乃托言己家世传鲁诗秘本两种,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说》,均载于所撰《世学》中。其后郭子章将二书析出单刻、诡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明代学者见书中所言颇近情理,误信为真,其书遂大行于世。奇龄察其托古人之名以传己说,乃博引古籍以证明其作伪。其意在辨明依托,并非以其说为谬。有《西河合集》本。
1.20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二卷。明黄道周撰。为崇祯十一年(1638)黄道周官少詹事时所进《礼记》注五篇之五。《儒行》为《礼记》篇名，黄道周将其分为十七章。上卷凡八章：服行第一，自立第二，容貌第三，备预第四，近人第五，特立第六，刚毅第七，又自立第八；下卷凡九章：儒仕第九，忧思第十，宽裕第十一，举贤第十二，任举第十三，特立独行第十四，规为第十五，交友第十六，尊让第十七。是书列举历代史传中有关自立、刚毅之人以证之，旨在以备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黄道周《礼记》注五篇自创名目，意不主于解经，而在于借解经以抒其忠愤，一年之中，成此五书，未免太速，故考证间或有疏。然赋诗断章，意各有取。况明代《礼》学，着述是少，其五书之说见，亦堪称一家之言。有康熙中刊本、《石斋全书》本、彭蕴章补刊本、二酉楼刊本、道光四年(1834)凝远堂刻本等版本。
4.56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小戴记》，成书于汉代，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选集，共二十卷四十九篇 ，书中内容主要写先秦的礼制，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哲学思想（如天道观、宇宙观、人生观）、教育思想（如个人修身、教育制度、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政治思想（如以教化政、大同社会、礼制与刑律）、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
5.78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管子》 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 ，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 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
17.20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一卷。汉郑玄撰。何休着《公羊墨守》，捍卫《公羊》学，郑玄针对何氏之书着《发墨守》，攻击何氏之学。今书只存四条，是宋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的，与《箴膏肓》、《起废疾》合编为一书，《四库全书》仍之。清儒刘逢禄主《公羊》学，不满郑氏之攻驳何氏，撰《发墨守评》，谓今本郑氏《发墨守》可指说者惟一条，然多牵《左氏》，讥郑氏于董仲舒、胡母生之书研之未深。
0.20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四十卷。高闶撰。高闶字抑崇，鄞(今浙江宁波)人，宋代着名经学家。高闶八岁即通经史大义，宋高宗绍兴初赐进士第，累官至国子监司业。时兴太学，闶奏宜先经术，高宗然之。南宋初学制多为其所创建，官至礼部侍郎。后因忤执政，一斥不复，家食累年，中寿而卒。学者称之“息斋先生”。此书为高氏晚年家居所着，大旨以程颐《春秋传》为本，故仍冠以程颐原序。其说则杂采唐宋诸家，以己意折衷，不复注明引者姓名。南宋古文大家楼钥《序》称：“自顷王荆公废《春秋》之学，公独耽玩遗经，专以程氏为本，又博采诸儒之说为之集注，其说粹然一出于正。”此书虽宗程颐，但却时有从违。如程颐据汉薄昭与淮南王书有“齐桓公弟”之语而谓公子纠为桓公弟，而高氏则依据三传、《史记》、《荀子》之文，谓公子纠为桓公之兄。但其大义则全主程氏。程氏《春秋传序》云：“后世以史观《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高氏发挥其说，认为孔子“惧先王经世之法坠地莫传，欲立为中制，俾万世可以通行，故假周以立法，而托始于隐公焉。且以文武之道期后王，以周公之事业望鲁之子孙也。以此推之，《春秋》固非一王之法，乃万世通行之法也。”主旨虽谬，然于考证亦有所得。如解“向戌盟于刘”云：“凡因来聘而盟者，必在国内。刘，王畿也，岂有来聘鲁而远盟于刘者乎?盖下文有‘刘夏’，传者以为春夏之夏，与文四年‘夏，逆妇姜于齐’文同，故误增‘于刘’二字耳。”其精辟若此。《四库提要》评其书“惟于地理少疏……然在宋代《春秋》诸家中，正大简严，实可与张洽相匹，非孙复、崔子方辈可几及”。清《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于此书采取最多。此书最早为南宋刻本，但原书久佚，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及各书所引高闶说中辑出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十四卷，《四库全书》编辑者因其篇页繁重，乃析为四十卷。现存清聚珍版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8.60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春秋》学著作。又称《春秋说》,《半农先生春秋说》。清惠士奇撰。十五卷。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官编修,侍读学士,曾典试湖南,督学广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尤精“三礼”。此书考辨《春秋》礼制、史事、书法等,分门别类,经文以类相从,每卷约论三四类,然不立目类。每经文后约采三传之文附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每传文之后又多附诸儒之说。其史事多信《左传》,礼制时据“三礼”,对《公羊》、《榖梁》、啖、赵之妄,时加驳正。每类之后,又以己意为总论。其意多出自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虽不免有拘泥窒塞之处,但大抵典核可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原原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3.20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 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
6.40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二十卷,明胡广等著。为明永乐年间所修《五经大全》之一。本刘瑾《诗传通释》损益而成。仅删刘书冗蔓者数条,余皆如故。唯改原书“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并将刘氏原书以《小序》分属各篇,合为一篇。顾炎武、朱彝尊对此都有辨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述其沿革:“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说《诗》者,无非朱传(《诗集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元城刘瑾所著《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
4.60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5.80 万字 | 2025-03-30 22:46更新
一卷。清沈彤撰。此书专以订正杜注孔疏以及赵汸、顾炎武诸人补正杜注所出现之错误。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年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兵谓人也。”沈氏以为此处兵应指兵器，并引刘炫之说以驳孔疏“谓兵器则嫌上下重叠”之说。又顾炎武谓“执兵者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沈氏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淆上”，以驳顾说，认为“此等应谷据文意为断”。沈氏精于三礼之学，因有大量篇幅辨析古代礼制及名物典章。此书采用了不少惠栋搜集之资料，其论证方式则重在罗列文献证据，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多从文献之排比互证中获得，以小学考辨处较少。此书之成就亦远不及惠栋《左传补注》。现存《果堂集》本，阮刻《经解》本。
0.78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18.56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10.1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六卷。徐学谟(1522－1593)撰。徐学谟字叔明，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明代文学家、经学家、史学家。嘉靖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徐氏平生着述，除自此外，还有《世庙识余录》、《万历湖广总志》、《春明稿》、《徐氏海隅集》、《归有园稿》。此书即其《海隅集》中之一种。以鲁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只按《春秋》年月随经诠义。徐氏认为，《春秋》是依据鲁史旧文而写定的，如果鲁史有阙，孔子也不能增益。如隐、庄、闵、僖四公不书即位，桓公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陈人从伐郑不书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皆非孔子所笔削。反对《公羊》、《穀梁》无字非例之说及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据其《自序》称，此书是裒辑三传及苍宁、杨士勋、何休、孔颖达诸家疏解与胡安国《春秋传》，“略其正变之例，抉其有无疑似之文，只采其说之不诡于理者以符会孔氏‘窃取’之意”汇集而成。徐氏说“理”，常求其平正符合于常情，而力避诡异之说，对《胡传》或取或舍。如桓公三年春正月不书王，驳胡氏“桓无王”之说，认为“皆史之阙”；桓公三年冬《经》“有年”，《胡传》本《公羊》义，以为“桓不当有年而书有年为变异”，徐氏认为，“有年”有关民命，而与君道无关。现存明《徐氏海隅集》刻本。
1.60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十卷。陈厚耀撰。杜预作《春秋长历》，陈氏认为杜书疏失过多，固作此书以补杜氏《长历》。此书共有四部分。一是《集证》，备引《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之《律历志》以及《左传》孔疏、赵汸《春秋属辞》、徐圃臣《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中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杜注孔疏所无，亦不见《永乐大典》；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为《唐书·律历志》所无，皆为珍贵资料。二是《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算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先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作成年表，以求历元。陈氏发现，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差别主要在岁首确立之月份不同，而年月日之规定与划分却基本一致，皆是一年日，一月29日，十九年置七闰，同为古四分历。据此推得鲁所使用之周历，以冬至为正月朔日。陈氏按四分法列出年月日，为鲁国十二公排出一清晰之年表。三是《历编》，依据杜预《长历》之佚文，列出《长历》所推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四是《历存》，依据其对古历之考证定出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与杜说两相对照。陈氏推得鲁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与杜氏《长历》所推算之辛巳朔相差一月。杜氏以经传干支排列推算，得出隐公元年之前一年失一闰之结论，陈氏认为杜氏所推与《春秋》经传之干支及日食不合，考证隐元年之前一年非失一闰，而是多一闰，因而退一月，定隐公元年庚戌朔。杜预《长历》所使用之方法是以干支排列，比较原始，而陈氏精通历法，又能参考前人之研究成绩，故所推较杜氏精密，不仅能补杜氏之阙失，亦能正其讹舛。陈氏此书所使用的考据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其后研究《春秋》历法之学者，如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罗士琳《春秋朔闰异同》、王韬《春秋历学三种》、盛百二《春秋日食考》等皆受其影响。现存《续经解》本，孔氏微波榭刻本。
10.02 万字 | 2025-03-30 22:47更新
二卷。三国吴陆玑撰。陆玑字元恪，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仕吴为太子中庶子、乌程令。《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俱着录，皆谓三国吴陆玑撰。然明北监本《诗正义》所引作陆机，明毛晋《津逮秘书》所刻援陈振孙之言，题曰唐陆机，皆误矣。《崇文总目》云：“世或以‘玑’为‘机’，非也，机本不治《诗》，今应以‘玑’为正。”今本二卷，关于今本性质，诸家说法不一：有谓为缀拾之本者，清焦循曰：“陆疏太约，为后人缀拾之本。吕东莱所引陆疏言《毛诗》授受与此大异，知缀拾者未见《读诗记》也。”有谓今本即陆氏原本者，清丁晏曰：“《初学记》‘烛类’引陆士衡《毛诗草木疏》，唐人已误为“机”，幸有《释文》爵里甚明。今所传二卷即玑之原书，后人疑为缀拾之本，非也。以《尔雅》邢疏、《齐民要术》、《太平御览》所引证之，仍以此疏为详。疏引刘歆、张奂诸说皆古义之仅存者。间为遗文，后人传写佚脱耳。下篇叙四学源流，至为赅洽，毛公名亨，得此疏而始备。惟其去古未远，是以述古能详，尤信其为原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今本乃后人所辑，曰：“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大抵从《诗本义》中录出。”《郑堂读书记》亦谓“元恪原书久佚，此本多从《诗正义》中采辑成编，然以《诗正义》核之，搜摭尚多遗漏，迄今诸家传写不免有所窜乱，又非欧公撰《崇文目》时所见之本矣。”《四库提要》及《郑堂读书记》所言当是，今本乃后人所辑之本；然此书保存了诸多有关《毛诗》的名物训诂，还是很有价值的。《四库提要》曰：“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遥，传疑弥甚。玑去古未远，所言犹不甚失真，《诗正义》全用其说。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其驳正诸家，亦多以玑说为据。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今本凡草之类四十八、木之类三十一、鸟之类二十二、兽之类七、鱼之类八、虫之类十六；计六类一百三十二则。后有鲁、齐、韩、毛四诗授受源流四则，与《汉书·儒林传》相表里。是书有《续百川学海》本、《汉魏丛书》本、《唐宋丛书》本、《古经解汇函》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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