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2至1598年(明神宗万历二十至二十六年;朝鲜宣祖二十五至三十一年;日本文禄元年至庆长三年)间,由于丰臣秀吉发兵入侵朝鲜、觊觎大明帝国而引起的东亚区域性战争。是役大明因宗藩关系军援朝鲜。明神宗平定倭乱后,以此诏告天下,由此奠定了东亚三百年的稳定格局。
0.20 万字 | 2025-03-31 15:08更新
笔记。题宋陆游编。一卷。书中所录包括唐、五代及两宋人笔记中若干条目,每条之下,均注明所抄书目。内容则以轶闻逸事为主,亦有涉及文学与文人者(如李煜亡国前后之事,唐代宫廷之俳优戏等)。因所抄之书有今不见传本者,故具有一定价值。此书《宋史·艺文志》未著录,书前无序、后无跋。有《古今说海》、《历代小史》、《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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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宋韩元吉撰。韩元吉字无咎。宰相韩维玄孙,官至吏部尚书。自号南溪居士,生卒年不详。除本书外,尚著有《南涧甲乙稿》、《南涧小集》等。《桐阴旧话》所载为韩氏家事世旧闻,从韩亿到韩综、韩绛、韩绎、韩维、韩缜。共十三条。因韩家京师府第门前有桐木,故名。《宋史·艺文志》记载本书为十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云十卷,而后世散佚,故仅剩一卷。有《续百川学海》 (戊集) 本、《古今说海》(说略部杂记家) 本、《学海类编》 (集余一) 本、《丛书集成初编》 (文学类) 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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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笔记。又名《不出斋》。南宋张仲文撰。书中多记述南宋时事,知作者张仲文为南宋后期人。其中记范成大、姜夔等文人轶事,以及主战、主和两派之争,皆有参考价值。本书记南宋朝野杂事,如《姜夔》条记姜夔上书正乐事, 《秦桧》条记时人讥秦诗, 《子》记范成大谐谑诗。所记多较简略,文辞亦少修饰,属随笔之作。有《历代小史》本,《五朝小说》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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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笔记。明·柏起宗,柏起宗生平履历不详。此书记崇祯初年,督师袁崇焕平定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事。对毛文龙败坏军机、拥兵踞岛,及袁崇焕设计擒斩毛文龙、收编其部众的经过记述较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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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于1043年(庆历三年)九月,在宋仁宗连日催促下,认真总结其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呈上的新政纲领,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该文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但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所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等原因,范仲淹的改革十策在“庆历新政”中推行失败。收录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和《宋史/卷314》以及《皇朝文鉴 (四部丛刊本)/卷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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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又作《晋安帝阳秋》或《晋纪》。南朝宋王韶之撰。十卷。编年体。记载东晋安帝时史事,止于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初学记》等书曾引用过此书中有关资料。《隋书·经籍志》有著录。已佚。有清黄奭辑本一卷,收入《汉学堂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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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顺”轮是第一艘属于中国人的轮船。在她服役的30年中,出海巡洋,剿灭盗匪,保四方海运安定,抵抗外来侵略等,立下了卓越功勋。史书曾对她有过这样的记载,“中国之舟,自宁波宝顺轮始也”。在宁波三江口的庆安会馆,树立着一块由清人董沛撰写的《书宝顺轮始末》石碑。“它既不是用来运输,也不是用来打仗,这第一艘船主要是买来打海盗的。”从咸丰三年(1853)开始,宁波北号商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海路为朝廷运送漕粮。而漕粮海运的最大危险则是海盗的劫掠。在此背景下,宁波北号商人最终耗资七万银元购买下“宝顺”轮。“宝顺轮在护运中大展神威,在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共击沉和俘获海盗船60多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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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太平天国钦定,文衡正总裁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仁玕制,天试文状元开国勋臣昱天福,干殿文正总提刘闼忠等撰。书面有“旨准颁行”四字,表示太平天国准许刊行。此书是太平天国颁行书籍中最重要者之一,失传很久,到近代才由金陵书商从扬州搜得。书前有一篇序文,内容取问答体。凡是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宗教习俗,皆阐发无遗。内记洪仁玕与一投降太平军的清将张某作问答语,共四十六页,有关礼法、政教,一一解答,所述均为太平天国立国精律之所在。洪仁玕所作天历序文,又为辛酉十一年(1861年)新历书所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为太平天国直接史料,较一般记洪、杨之书更为可信。而且太平天国遗书的原版存于世者,除了伦敦、巴黎,国内发现此本,实属庆幸。因此,作为太平天国宣传之官书,对于研究者尤为重要。该书现存仍为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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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王国维撰。一卷。耶律楚材年谱。耶律楚材事迹仅载于《元史》本传,颇简略。1925年王氏从事蒙古史研究,始撰《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以耶律楚材与丘处机曾有交往,故并草此年谱以求会通。是书以《湛然居士集》为主,采以本传、神道碑、《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州集》、《元遗山集》诸书。又有杂记数则,编为《余记》,附于年谱后。为研究蒙元史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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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萧衍所撰禁止僧尼食酒肉之文,共4篇。早期佛教并无僧尼酒肉之限,传入中国后,僧尼仍可食“三净肉”,即可食不自杀、不为己杀和自死动物之肉。南朝梁武帝萧衍依《涅般经》、《四相品》等经文,认为“白衣食肉,不免地狱”,主张不著革履,断制酒肉,于天监十六年(517)撰成《断酒肉文》。文中言: “若出家人犹嗜饮酒,啖食鱼肉,是则为行同于外道,而复不及。”梁武帝于文中详述了食酒肉不及外道的9个方面,并进一步论证了出家人食酒肉不及居家人的道理。在第2篇《断酒肉文》中,梁武帝令各寺僧官: “宜自警戒,严净徒众,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犹是梁国编户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 梁武帝还将断禁酒肉扩大为: “凡诸辟祀,若有祈报者,皆不得荐生类。各尽诚心,止修蔬供。”据《广弘明集》卷26记载,各《断酒肉文》撰出之后,“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并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到凤庄门。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云于华林殿前登东向高座为法师,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为都讲……,舆驾亲御地铺席位于高座之北,僧尼二众,各以次列坐”,静听耆阇寺道澄“唱此断肉之文”。梁武帝除亲自与诸律师唱断肉律外,并日只一食,食止菜蔬。自梁以后,汉地僧尼多以素食为规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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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代记》,作者及年代不详,叙述琉球第二尚氏王朝的历代王统谱系。琉球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有写本,写于日本大正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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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三国时吴姚信(生卒年不详)撰。关于姚信的生平事迹,文献记载甚略,知其为名家,另有《周易注》一书。收录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经要部类中。据《隋书·经籍志》载:“梁有《士纬新书》十卷,又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亡。”新旧《唐书》则直作《士纬》十卷,可能所谓《新书》二卷,已编入《士纬》十卷之中,而又有单行本流布于世。该书早已佚失。今本系清人马国翰从众多类书中辑录而成。关于该书的内容,多以评论为主。其对严遵、杨雄、孟轲等人的评论,颇为中肯,可供研究者参考。现存的主要版本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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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陈鼎据自身经历写《滇黔土司婚礼记》一书,对清初西南地区龙氏土司家族婚姻习俗进行了详细记录,涵盖婚前,婚礼,婚后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明清时期土司家族婚姻习俗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清代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自康熙间刊行以来,因有鼎自言娶滇黔土司女事,故《知不知斋丛书》、《昭代丛书》、《通学斋丛书》、《小方壶斋奥地丛钞》、《香艳丛书》、《笔记小说大观》等诸书并(民国)《贵州通志》等方志均有收录。然陈鼎于此书中详叙婚礼而不言土司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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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清缪彤撰。缪彤,字歌起,吴县人。康熙进士,殿试第一,官侍讲。后归家不予时事,立三畏书院、刊 《曹月川家规》、《蔡虚齐密箴》,并有《双泉堂集》。是书专纪殿试以后各典礼情况。康熙六年三月乙亥,赐缪彤等一百五十五名及第出身有差,缪彤即将本人擢第、胪唱、随榜、簪花、赴宴、谢恩、与礼部恩荣宴、赐袍帽 (四月初二,午门外赐彤袍帽)、谢恩 (初六著赐袍,捧表谢恩)、释褐、授职、谢恩、进衙门、迎老师……等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并对各式赐宴、礼仪的形式、人数、站列位置等等都有介绍。这些记载,有的不如《清会典》、《东华录》详细,如恩荣宴礼,有的如是科教习庶吉士为帅颜保、范录谟,学长为该达、多奇、那思泰三人却为他书未载。还有的记载,可与他书参照。是书有《学海类编》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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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中晚期竹简,汉文珍贵古籍,存藏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全篇共七十五支竹简,经释读共有十一章(有分章符号),同传世文献的记载相比,内容性质相似,皆属于记录勾践灭吴故事的“语”类文献,并且首尾部分几乎雷同,可能有共同的史料来源。清华简七《越公其事》提供了新的吴越争霸史事材料,与此前的记载存在一些不同,表现为:(1)越使者至吴求和之记载,与《左传》同,异于《国语•吴语》。(2)吴国主和者不同。(3)无越王至吴服事及卧薪尝胆、西施至吴的情节。(4)越国图强之策不同。(5)越国灭吴的记载有独特处。《越公其事》关于吴越争霸事件记载的整体时间序列、地理背景不明显,叙事风格与清华简《系年》等不同,而更近似于《韩诗外传》、《说苑》。但其中的一些记载,对探讨春秋末期吴都所在,也有一定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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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23年二七惨案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能否发展、中国工人阶级有没有能力解放旧中国,在相当一部分人中引起了疑问,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否认中国工人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针对这种情况,邓中夏在文中对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素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因中外资产阶级的发育而发展的。亦即中外资产阶级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是与中国工人阶级相连的,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受压迫,已显示出阶级觉悟和反抗精神。而这些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所不能比的。该文指出,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该文第一次明确指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工人阶级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理论的有力反驳,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指导意义。收入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中夏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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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梁启超撰。五节。为纪念《申报》创办五十周年而作,载《最近之五十年》中(1923)。该文以中国人学习西方为线索,把五十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发展分为学习西方坚船利炮、政治制度和文化三个时期。指出第一期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的兴办等。第二期从甲午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但政治运动完全失败,只剩下废科举算是成功。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并认为经过一番改造之后,“政治上的新时代,自然会产生出来”。收入《饮冰室合集》。
0.20 万字 | 2025-03-31 15:11更新
陈独秀撰。是陈自“八一三”事变后从南京监狱获释后,在武汉所写文章之一。1937年10月1日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18、19号。肯定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是有价值的,并指出其“第一价值是非宗教迷信的态度: 自上古以至东周,先民宗教神话之传说,见之战国诸子及纬书者,多至不可殚述,孔子一概摒弃之,其设教惟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然在当时“也有相当的价值”。又说:“我向来反对拿两千年前孔子的礼教,来支配现代人的思想行为,却从来不曾认为孔子的伦理政治学说在他的时代也没有价值”。强调孔子学说不适合于现代社会,不能把孔子“尊为万世师表”,孔子的礼教、“三纲”是“反民主的”,是“阻塞人权民主运动,助长官僚气焰的”,必须坚决废弃。指出历代封建帝王和尊孔派之所以“祀孔典礼”,“中心问题”是企图“仰仗孔子的威灵”,来压服一切“犯上作乱”。因而强调不废除孔子的礼教,则只能产生出“忠于君”、“忠于外国统监”的奴才、汉奸,不可能产生“马拉、但顿、罗伯士比尔”式的人物。后收入《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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