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熊十力

熊十力著。1959年上海龙门印书局出版。从儒家心性论角度沟通本体论、道德论与修养论,是作者重要的哲学与伦理学著作。作者原作《体用论》，末章《明心》因病未能完成。《体用论》出版之后，本论即以篇行世。全书一本体用不二的理论基石,认为心、物是一体之大用,不可分割。在生物还没有出现,世界尚处于无机物阶段时,生命心灵之性便存在了,只是隐而未显。“譬如水遇冷缘,可成坚冰,是水有凝冰之性也。当坚冰未现时,不可谓水无凝冰之性在。”世界的本体包含了生命与物质两方面,不能把它简单化为或心或物。人产生以后,宇宙之心通过人心充分显露出来。它刚健、中正、纯粹,充沛无竭,生生不已,周遍于人与天地万物,具有最高的主体性。“心是物之主,能浸入于物,随顺于物,明了物则,而掌握之,以化裁乎物。”心是本有的,至善的,又叫本心、仁心,是道德的根据,包含成善的无限可能性。孔子敦仁之学即从人性之善端出发,主张日日创新,扩充善行,永无止息。然而,人禀性而生,具有能动性,它可以率性而为善,也可以违背本性,顺从“躯体的盲动”,行恶。“躯体的盲动”源于人的感性欲望,是禽兽锢于人身之余习,是“小己之私欲”。从认识上看,人自出生以后,习于实用,浸于尘俗,本心的天然之明,不能避免后起的习染掺杂。习染又叫习心,使人违仁趋恶。所以人人都需要道德修养,亦即返己体会,自识仁心,使“仁心常为吾人内部生活之监督者,吾人每动一念,行一事,仁心之判断,恒予小己之私欲以适当的对治。”善于保养本心的志士仁人,自识我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骤逢生死难关,不敢亦不忍失去仁心,故能顺从仁心之启示,从容就义。这是儒家最高的理想人格。仁心与知识也不矛盾,只要能保证仁心做主,知识便是成善的工具,无有不善。

作者 : 洪应明

明代洪应明撰。书约成于万历年间,共536条。作者从文献中和口头流行的语言里搜集了大量的古籍名句、民间谚语、先哲格言、佛家警语,在字句上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成为音节和谐、字句整齐的短语,便于诵读与流传。主要内容指出人应如何进行自我修养、培养品德意志、处理人际关系、对待人生甘苦、内心安适等等,强调人之“为善”和培养内心坚韧而恬淡气质的“培根”功夫。此书一出,对清代《昔时贤文》 等书产生了广泛影响。此为菜根谭原文+译文

作者 : 吕本中

三十卷。吕本中(1084－1145)撰。吕本中字居仁，原名吕大中，宋代着名诗人、理学家。吕本中北宋末官至祠部员外郎，南宋初赐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之“东莱先生”。吕本中以诗擅名，其诗颇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诗家多称之“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吕氏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童蒙训》、《师友渊源录》、《东莱诗集》、《紫微诗话》、《江西诗派宗社图》等书。此书乃自三传而下，集诸儒解经之说而为之。其所集诸儒，主要是陆淳、刘知几、孙复、孙觉、刘敞、苏辙、程颐、襄陵许氏、胡瑗数家。此书虽全无吕氏议论，但采择较精。朱熹曾说：“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此书旧刻题曰吕祖谦撰，误，《四库提要辨之甚详。然吕本中传林之奇，而林之奇则吕祖谦之师，二人亦有渊源。现存有康熙《通志常经解》本，乾隆本。

作者 : 张廷玉

三十八卷。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礼部尚书王掞、礼部右侍郎张廷玉等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至康熙六十年始成。康熙《御序》云：“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事书，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又云：“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叛于传者勿录。”此盖全书之宗旨。其所谓“舛于经者”，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之驳胡传，不遗余力，揆其原因，除胡传本身多臆测之说外，更主要在于胡传强调“尊王攘夷”，尤其强调“攘夷”之说。而其“攘夷”之论则多有感于当时金人对南宋之压迫而发。清为金人之后，故于此特别敏感。此外，因《公羊》有“革命”思想，故删削最多。所谓“集说”，则是引汉唐至明诸儒之说，计所引一百三十五家。而其引录之原则，亦针对胡传，即凡为胡传所弃者多录之，凡攻驳胡传者多录之。其书体例，先以大字标举经文，次以小字胪列《左》、《公》、《穀》、《胡》四传之文，最后为《集说》。首卷上篇为《纲领》，集诸儒之论为三部分：一论《春秋》经传源流；二论《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三论传注之失及读《春秋》之法。下篇有《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说》、《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地名》、《列国地名》，计八篇。其中《列国年表》尤为重要。《年表》仿《史记》年表之体例，内容则大抵抄自《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只是排列次序不同，是按尊王宗鲁及“周之宗盟先同姓”之原则排列。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浙江书局本。

作者 : 苏辙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