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孔子

儒家著作。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汇集孔子言行而成。共二十篇。内容多为孔子思想言行的记录，亦有弟子之间、弟子与再传弟子之间的谈话记载。本书汉代有余文《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三种，后两者已佚。今本《论语》系东汉郑玄以《鲁论语》为基础参考、混合各本遗存编集而成。注本以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疏》见重于时，何“解”邢“疏”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今人杨伯峻有《论语译注》。孔子的思想完整地体现在《论语》一书中。其思想的核心是“仁”，表现形式是“礼”。“仁”即“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礼”是社会道德规范和个人行为的仪则，是孔子用以调整君臣、父子等人伦关系的工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主张“正名”，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该名副其实。他提倡“为政以德”，反对苛政。不相信鬼神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上，主张“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倡导“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客观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勤学敬业的高尚精神。《论语》一书已有多种外文版本，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光灿夺目的珠玑。

作者 : 吕本中

三十卷。吕本中(1084－1145)撰。吕本中字居仁，原名吕大中，宋代着名诗人、理学家。吕本中北宋末官至祠部员外郎，南宋初赐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之“东莱先生”。吕本中以诗擅名，其诗颇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诗家多称之“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吕氏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童蒙训》、《师友渊源录》、《东莱诗集》、《紫微诗话》、《江西诗派宗社图》等书。此书乃自三传而下，集诸儒解经之说而为之。其所集诸儒，主要是陆淳、刘知几、孙复、孙觉、刘敞、苏辙、程颐、襄陵许氏、胡瑗数家。此书虽全无吕氏议论，但采择较精。朱熹曾说：“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此书旧刻题曰吕祖谦撰，误，《四库提要辨之甚详。然吕本中传林之奇，而林之奇则吕祖谦之师，二人亦有渊源。现存有康熙《通志常经解》本，乾隆本。

作者 : 张廷玉

三十八卷。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礼部尚书王掞、礼部右侍郎张廷玉等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至康熙六十年始成。康熙《御序》云：“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事书，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又云：“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叛于传者勿录。”此盖全书之宗旨。其所谓“舛于经者”，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之驳胡传，不遗余力，揆其原因，除胡传本身多臆测之说外，更主要在于胡传强调“尊王攘夷”，尤其强调“攘夷”之说。而其“攘夷”之论则多有感于当时金人对南宋之压迫而发。清为金人之后，故于此特别敏感。此外，因《公羊》有“革命”思想，故删削最多。所谓“集说”，则是引汉唐至明诸儒之说，计所引一百三十五家。而其引录之原则，亦针对胡传，即凡为胡传所弃者多录之，凡攻驳胡传者多录之。其书体例，先以大字标举经文，次以小字胪列《左》、《公》、《穀》、《胡》四传之文，最后为《集说》。首卷上篇为《纲领》，集诸儒之论为三部分：一论《春秋》经传源流；二论《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三论传注之失及读《春秋》之法。下篇有《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说》、《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地名》、《列国地名》，计八篇。其中《列国年表》尤为重要。《年表》仿《史记》年表之体例，内容则大抵抄自《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只是排列次序不同，是按尊王宗鲁及“周之宗盟先同姓”之原则排列。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浙江书局本。

作者 : 苏辙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作者 : 佚名

《孝经》是儒家的一部经典，在汉代就被列入“七经”。它以论述封建孝道、孝治思想和宗法思想为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它曾经有今文、古文两种传本。唐代开元七年(719)，玄宗召集学者对之作出鉴定，由玄宗亲自作注颁行。这一举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敦煌所出的《新集<孝经>皇帝孝感》十八章、《报慈母十恩德》十首、《父母恩重赞》十三首、《孝顺乐》十二首等众多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孝经》是在唐代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儒家书籍。此外还有一些佛教作品，也以“孝义”为讲说内容。唐代诗人方愚也有一首《读孝经》诗，诗云：“星彩满天朝北极，源流是处赴东溟。为臣为子不忠孝，辜负宣尼一卷经。”诗中明确把忠孝当作立身之本，这和《孝经》所说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思想一致。